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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刘先生微微点头，转身往东走了。

    苏晚没有立刻动。

    她站在路口，从口袋里掏出马奎给的那块盐巴，掰了一小块含在嘴里。咸味在舌根化开，她顺手整了整棉衣领子。

    然后往南走。

    走出大约两百米的时候，苏晚在一个卖红薯的摊子前停了下来，蹲着挑了一个。

    她蹲下去的那个角度，正好能看到身后五十米处的十字路口。

    一个穿黑棉袄的男人刚从拐角后面收回了半个身子。

    苏晚挑了个红薯，付了钱，继续走。

    她拐进了一条窄巷子。

    巷子里没有灯，两边是民居的后墙，地上还有没化干净的残雪。苏晚走到巷子中段，在一扇虚掩的柴门前弯腰系鞋带。

    系鞋带的三秒里，她听到了巷口传来的脚步声。

    一个人。

    但鞋底的声音不对——踩雪的频率太均匀了，像是受过训练的。

    苏晚系好鞋带站起来，继续往前走。

    出了巷子，她右转，沿着一条更宽的街道往南走了一百米。在经过一家已经打烊的布店时，她停下来假装看门板上贴的告示。

    布店的玻璃橱窗还在。

    玻璃的反射里，苏晚看到了街对面的骑楼廊柱后面，站着另一个人。

    灰色棉衣，黑布帽，两手插在口袋里。

    和巷子里那个穿黑棉袄的不是同一个人。

    两组。

    交替跟踪。

    一组在她左后方六十米，一组在右后方八十米。这种“剪刀式”的跟踪阵型，她在2024年的反跟踪训练课上见过教材。

    苏晚收回视线，继续走。

    她没有加速，也没有试图甩掉他们。

    回到文昌街的住处，苏晚关上门，把那块红薯放在了桌上。她没有点灯。

    黑暗中，她的右手摸进内衣暗兜，指尖碰到了碎镜片的棱角。

    金属片带着体温，贴在肋骨上一起一伏。

    苏晚在床沿坐下，背靠着墙。

    “镜”。

    签收了五百张瑞典进口道林纸的部门，叫“镜”。

    而她手里那份寄来的参数表，打印在同一种纸上。

    这个叫“镜”的东西，和那个给她寄参数表的人，是不是同一条线上的？

    苏晚掰了一块红薯塞进嘴里，凉的，噎得慌。

    她一边嚼一边想。

    签收人的名字，第一个字像“沈”。

    “沈”什么？

    楼下的街道上，有人咳嗽了一声。

    苏晚嚼红薯的动作慢了半拍。

    那声咳嗽的位置，在正对她窗户的电线杆下面。

    盯梢的人已经到位了。

    苏晚咽下红薯，在黑暗里把驳壳枪从腰后抽出来，拉开枪机确认了一遍弹膛。

    八发。

    她把枪放在枕头底下，整个人往床上一倒。

    没脱鞋。

    棉被拉到下巴的位置。她闭上眼，耳朵却竖着，把楼下每一声脚步、每一次呼吸，都过了一遍筛子。

    距离谢长峥发来“枪擦干净”那四个字，已经过去五十三天了。

    联络线上没有新的消息。

    苏晚攥着暗兜里的碎镜片翻了个身，嘴里还残着半口红薯的甜味。

    凌晨两点十一分。

    楼下的咳嗽声停了。

    换了一个人。

    新来的人抽烟。苏晚闻到了从窗缝里飘进来的、“飞马”牌卷烟特有的辛辣味道。

    她睁开眼睛，盯着天花板。

    “镜”。

    这个字，她打算明天再去档案库的时候，顺着签收记录的上游，查一查1938年秋季“特别经费”的拨付清单。

    钱从哪来的，“镜”就从哪来的。

    苏晚重新闭上眼。

    三秒后，楼下传来了第二个人的脚步声。

    不是换岗。

    是加了人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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